我们能给后代的最好教育是：人高于国家

“成为你自己！而你现在所做、所想、所追求的一切，都不是你自己。”

——尼采《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》

人是复杂动物，人也是“无”的承载者。

休谟贬低理性说“理性是激情的奴仆”。他是深刻的！

任何时候，自我反思（也是尼采所推崇的“自我教育”）都是必要的。反思，是个人获得主体性，掌握生命主动权的起点。尤其是很多人一辈子都在为这件事情纠结：为什么我学的东西，与我所看到的、所经历的，是如此的不一致？

我的自我启蒙是从《资本主义与自由》一书开始的。大学毕业后走上社会的第一年，我就看到了这本书，于是从此“开悟”：世界原来是这么回事！这本书最深的印象是：自由原来不是罪恶，而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个人权利，同时自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惠而非互害关系。而令我暗暗吃惊的，是作者弗里德曼在书中对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反驳。

这本书后来进入了商务印书馆“汉译名著”之列，遗憾的是，原书已经不在，好像也不能重印了。（孔夫子旧书网上，这本书的价格奇高。）那段反驳印入了我的脑海，但百度一下，居然只有一条记录。可见，这一思想可能真的具有某种“危害性”。

1961年肯尼迪在出任第35届美国总统就职演讲中说：“我的美国同胞们，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，而要问你们能为你们的国家做些什么。”

弗里德曼的回应是：

第一：既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，也不要问国民为国家做了什么；而是要问我们每一个国民通过国家或者说政府我们自己做了什么，而最终的目的就是保卫我们的自由；

第二：就是除了我们各自努力，并且一致认同的目标之外，我们不承认任何国家自己的目标，这就是我们自由主义者的爱国主义；当一个国家用所谓的爱国主义和精神控制，调动起国民的能力形成一个假想的、一时的现代化国家的幻想，对不起，这个幻想终会破灭！

我的启蒙读物《资本主义与自由》

弗里德曼说，自由主义者不承认国家有自己的目标，有的只是“我们一致认同的目标”。这就是说，个人权利是先于国家权力的。不过，遗憾的是，国家一经诞生，就有了自己的生命。所谓“请神容易送神难”，民族国家是现代社会的发明，但在发明之后，它就开始宰制全人类了。两次世界大战，就是民族国家的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。

现代社会是泛政治化的社会。政治变得高于一切。这是现时代的悲哀。关于泛政治化，普通人只是一种感觉：觉得压迫自己的权力无处不在。但福柯、阿甘本等哲学家，则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刻的揭示。他们的理论来源之一，是尼采的哲学。

尼采是现代性的批判者。他最著名的说法是“上帝已死”。韦伯是尼采思想的继承人之一。他也是现代性的批判者。他最著名的批判是，现代人将生活在“理性的铁笼”内。这两个人的批判和预言都兑现了：现代人在精神上越来越惶恐不安，缺少依靠。

于是，现代人制造了一个假神，这个假神最常见的面目是：国家。国家戴着神圣的面具，人们向国家进贡，以求庇护。而国家与国家之间，彼此敌视，相互防备。政治家也将自己扮演为人民的保护神，他们的决断有如“神法”，其效力高于制定法。卡西尔的《国家的神话》就指出，现代国家和古代的部落是类似的，现代政治家类似于古代的祭司。

阿甘本对现代政治的分析，也是从古代祭祀开始的。人被献祭，意味着祂被整个世界所抛弃——祂既不属于世俗领域，又不属于神圣领域。现代人的境况，也是这样的“赤裸生命”。主权者为人民划出了特定的生活圈子，但人民随时可能被抛出圈外。打一个差不多的比方：“小F红”经常怒骂“滚出Z国”，就是要将对方变成“裸命”。家中的人吵架，比较权威的一方也会吼叫“滚出这个家”。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愤怒。发怒的一方就像一只大猩猩，它想用暴力加上制造恐惧来统治整个猩群。

曾经为纳粹鼓与呼的著名法学家施米特，认为政治是敌我区分，主权者通过制造例外状态而“造新法”。他的确说出了政治的核心秘密。对于主权者，现在的问题是，如何围绕这一核心秘密，对人民进行有力统治。马基雅弗利贡献了他们所需要的权术：统治者要像狮子一样凶猛，像狐狸一样狡猾。

1215年英国约翰王签署《自由大宪章》

之后，霍布斯进一步升华了主权者的权力。他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将自己的权利交给君主，然后，由君主来保护所有人。君主享有绝对权力，“不得其允许不能转让给他人，他的主权不能被剥夺，任何臣民都不能控诉他进行侵害，臣民不能惩罚他，和平所必须的事物由他审定，学说由他审定，他是唯一的立法者，也是争执的最高裁判者。”

但，另一方面，霍布斯也被认为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奠基者，因为他还主张个人主义、平等主义、世俗主义、自然权利，等等。从他开始，政治成了“生命政治”：权力在许诺人们幸福生活的同时，对生命进行规训，导致人的主体性受制于其所在的政治权力场域。而阿甘本则指出，西方政治从一开始就是“生命政治”，其特点是，总有一部分人被排斥在外，成为权力的牺牲品。因此，生命政治其实也是死亡政治。

其实，不仅仅是权力在制造“赤裸生命”，人类的诸多发明，都在制造“裸命”。跟不上这些发明的人，被当作“裸命”、多余的人，被残酷对待。权力与“真理”几乎划上了等号。而这些“真理”往往以哲学、道德、科学等形式出现。尼采认为西方的这些发明，都是谎言。他指出：“形而上学、道德、宗教、科学，这一切……都仅仅被看作谎言的不同形式，人们借助于它们而相信生命。”

尼采认为，科学是败坏人的东西，基督教是弱者的道德观，形而上学制造了一个虚假的世界。所以，他认为，只有艺术才能拯救人类：“比真理‘更神圣’的东西，那就是艺术……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。”人生应该是艺术的，它包含着“酒神精神”和“日神精神”。其中，“酒神精神”带来欢愉，而“日神精神”就像太阳的光芒一样如梦如幻。艺术人生就是人的小我与宇宙的大我的合一。

阿甘本的《幼年与历史：经验的毁灭》也有尼采的影子，他主张人的“无”性，人要时刻准备着清零自己，救赎与共同体也是即时来临的，而不需要持久等待。尼采和阿甘本的哲学，都是人生的自我革命。尼采对人类政治生活充满警惕。他说：“任何一种相信靠政治事件可以排除甚至解决存在问题的哲学，都是开玩笑的和耍猴戏的哲学。”尼采还认为，思想者、哲学家不可过于关注和参与政治事务。

写到这里，没必要继续下去了。现代社会由于政治带来了巨大的撕裂，但另一方面，人类文明也在逐渐走向融合。我们知道，艺术是超国界的，同时，超国界的发明也越来越多，最典型的是互联网技术，让世界的真相近在咫尺地呈现在所有人眼前。政治也不再神秘。环境污染、病毒传播、商品流通，都是跨越国界的。

因此，我们能给后代的最好教育是：人高于国家。国家仅仅是工具，而非目的。国家是一种虚拟，一组契约，并不比一家企业更加神圣。但人高于国家的意思，并非否定国家存在与建设的必要性，而是为了让国家成为更好的工具。它不再制造“裸命”，不再让人们彼此为敌。同时，人高于国家也意味着，人的主体性是彼此给予的关系。人应该生活在真实中。而艺术较之科学、宗教、形而上学，更能接近真实。

如此这般地看待我们的境遇，未来终于透出一丝曙光。本来，文章的标题不是《我们能给后代的最好教育是：人高于国家》，而是《最好的教育是爱：人高于国家》。国家、政治让人类彼此为敌，是因为知识、权力制造了各种各样的虚假观念，当我们意识到“人高于国家”，我们也就开始了真实的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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